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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丨深大人文论坛(第480期):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的实践

来源:
2024-04-22

2024年3月28日下午,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民间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应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之邀,在深圳大学汇文楼为深大师生们带来了题为《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的实践》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斌老师主持,深圳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常彧老师、历史系教授张小也老师以及历史系多位老师参加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郑振满教授指出,深圳是田野调查的一片沃土,作为中国近代发展上的奇迹,深圳的区位发展中有着无数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关注。郑教授对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的师生们充满期待,希望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上,也可以产出丰富的成果。对于本次讲座,郑教授打算结合自己的经历,浅谈一下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并且与我们分享为什么要做历史,怎么做历史。郑教授希望自己的一些见解可以成为在座学子们走向田野的契机。

一、历史人类学的定义与研究历史人类学的意义

什么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兴起于西方的学科,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其实并不久,现代学者们对于这个名词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历史学本位,即历史学包括人类学;二是人类学拓展历史的视野。对此,郑教授认为:“历史学的未来与人类学结合,在民俗中研究历史”,这是他对于历史人类学做的一个小小注脚。随后,郑教授也严谨指出,在当今学界历史人类学仍没有明确定义。

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范式究竟为何?郑教授将其概括为:“从民间研究历史,在现场解读文献与跨学科学术视野。”

先谈到“从民间研究历史”。郑振满教授指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于传统历史学而言是颠覆性的——历史人类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平民百姓身上,将平民纳入历史学视野中。历史研究者从平民百姓出发,重新去理解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同时,郑教授指出这一做法其实并不难,我们的身边就有许多历史材料可以研究,例如自己家族的族谱、家中老人的经历、家乡村子的变化等。在挖掘历史之中,我们将发现我们从何而来,如何生活到现在。

随后是“在现场解读文献”。传统的历史学是书斋里的学问,是在图书馆里面对老古董(文献、史书)。历史学的看家本领就是读文献,如果我们读不懂自己的历史,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郑教授指出,在网络时代,找资料变得很轻松,如今要考验一个人的功力,并不在于这个人能不能找得到资料,而在于能不能对资料做深度的研究。因为文献是会“挖坑”的,当时的人们不会把完整的历史记下来,历史的记录是按照当时可以理解的语境书写的。在记录中,人们也会有自己的理解,并不客观。我们阅读这些文献需要回到情境中,“以乡规俗例证史,以碑刻实物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对于史书,要读得懂,对于历史,要理解甚至认同。

最后,要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郑教授提到自己的老师——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经历。早期,傅先生在经济系学习,后对历史学产生兴趣,转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后来,先生到日本学习社会学。傅先生在研究中将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吸取传统学术和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注重民间记录的搜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郑教授指出,在学校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讨论交流至关重要,不同知识背景的同学们可以在讨论中学到新的知识。现在的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数字人文,可以建立起非常庞大的数据库。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要打破学科界限,坚持问题导向。同时,郑教授也提到了自己的成果:《福建宗教碑铭汇编》与《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向同学们分享了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的方法,提到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内容十分丰富。

二、田野调查的经历与体会

郑振满教授分享了他多年以来田野调查的经历并给出了田野调查的建议,同时指出了田野调查与其背后工作成果的关联性。

做田野调查——当地的公安机构,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是重要的资料基础。众多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都被保存于当地的这些公藏机构中。同时,也还有不少的民间文献藏于祠堂、寺庙里。熟知一个区域内资料的所在,是开展田野调查的基本。要走进去、地毯式搜索,才能把田野调查这一工作做好。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这些民间文献,我们可以感受其背后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

在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中,郑教授提到,我们需要考虑并了解环境的生存状态、人们的生存策略以及制造社会组织的规范制度、指导人们的文化礼仪标签等因素。郑教授鼓励在场的同学们都去试着做研究,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要有什么成果,最重要的是学会从当事人的历史去思考这个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题。

在华南传统社会文化研究中,郑教授强调,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需要找该地标志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祠堂是什么时候建的?一个庙里拜的是什么神?”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严格仔细地考究。随后,郑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在莆田平原民俗文化调查与福建历史名镇名村调查中的经历,提到了福建与东南亚庙宇网络,人们通过各种仪式,在背后建立起了一个隐形的市场。

但是,田野调查还不能仅仅关注民间文献,也要注重“那些没有成为文字”的资料。郑振满教授以其田野调查亲身经历为例子,“每个村子走访一百多位老人,每一位老人问一百六十多个问题,问人生经历,问祖祖辈辈”,通过这样的口述史采访,了解到普通人生活与国家制度、历史文献、历史的关系。在福建地区做这些田野调查时,郑教授发现,“每个村甚至每户人家背后都可能有国际网络”,“庙的背后是一套信用制度”,“每一座庙供奉的神都可能不同”,“一起跳神的人也可以一起去开加油站”等等奇妙的社会体系,这些都是长年累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带来的发现。

三、民间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生产和使用的文献”是民间文献的基本定义,郑振满教授还给出了民间文献具体的类型:家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礼仪文献、说唱文献与日用杂书。家族文献是研究一个宗族史的主要文献;碑刻铭文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人,事件与制度等都会记录在碑刻之中;普查、收购、复制,“归户”与“归物”、相关文献与背景调查都是契约文书重要的收集方式。教授指出“文字在很早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面对多种多样的民间文献时要注重研究三个方面:系统、源流与语境。

四、总结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郑振满教授以他数十年来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为我们阐释了历史人类学的概要,从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两个角度点明了如何深入研究历史人类学。从他生动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体会历史人类学中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独特人文情怀,重新思考历史与人、历史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在讲座末尾,郑教授再一次指出田野调查的认识价值。田野是带给我们灵感的。我们若在书斋里绞尽脑汁,可能想不出来在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往往需要到现场去解读。郑教授指出,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用来解释现实生活,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民间文化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从今天反思过去,以田野为实验室,慢慢改造我们的认识、思想,建构中国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随后,讲座主持人徐斌老师与历史系主任常彧老师也分享了自己听完讲座后的收获。

徐老师提到,他经常听郑教授的教诲,但每一次听的感受都不一样。徐老师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做的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历史人群的研究。所以有“一个世界”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从不同角度如何认识这样的“一个世界”,比如,我们是认识一部分还是一个整体?我们是通过整体脉络去认识一部分,还是透过这一部分去把握整个脉络?徐斌老师希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邀请郑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能够接触到这个社会,慢慢建立起同学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认识。

常老师则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宏大的历史潮流里面。我们了解自身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认知自己的历史,关心别人的历史而展开。我们了解历史,关心历史有不同的路径方法,郑教授向我们展现了历史学研究里最美妙的一些方面:历史学家工作的场所绝不限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他们会奔赴到各地,拥有自己的田野实验室,会面对不同类型的文本图像造型研究。

常老师过去关注的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现今所存在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对于每一个人的普通故事,人们需要有一把钥匙去接近他们,而这刚好就是今天郑教授带来的深入浅出的说明。常老师希望,在座的同学能通过此次讲座,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历史学家究竟在用什么方法展开自己的工作。常老师补充到,同学们拥有一片非常肥沃的研究历史学的土壤。立足于深圳本土,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而这样的工作需要同学们去深耕专业,查找不同类型的文书资料。常老师指出,对文书资料的解读,无论是对提高自己的认识,还是踏踏实实地为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做出独到的贡献,都是极有价值的。

郑教授对于常老师的分享也作了自己的补充,郑教授认为历史是非常好玩的,有很多生动的故事。我们并不是不做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从民间的角度重新去理解帝王将相。历史学家并不是画地为牢,而是换一个角度创新。我们要不断通过研究人类历史,突破社会科学的盲区。历史很容易做,我们应该多思考身边的历史。

最后,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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