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深大人文论坛第274期讲座在人文学院1100大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由到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教授主讲，其主讲题目为“艺术的边界”。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中国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曾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2013-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2010-2016）、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6），2016年受聘全职担任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代表著作包括《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英文）、《画境探幽：中国绘画的精神结构》等，并翻译有《艺术即经验》、《西方美学简史》等著作。

    “艺术的边界”，这是高建平教授近年来重视并加以探讨的话题，讲座开始高教授提及其近年所写有关该话题的两篇论文，并以此为切入展开此次讲座。首先，高教授对“艺术”的缘起和发展做了概要的梳理，他以“三张床”（理式的床、木匠的床、画家的床）为譬喻阐述了古希腊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模仿”与“被模仿”的理论，在柏拉图那里，艺术只是作为真理的影子而遭到鄙夷和驱逐。现代艺术体系的成形要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夏尔·巴托提出了现代艺术体系的内容，“艺术”开始与“工艺”区分开来，并形成了关于艺术的评价性和区别性定义。

    时光推移到了20世纪初，高建平教授讲道，传统的艺术及其定义遭遇了先锋派的挑战，其标志性事件是1917年马塞尔·杜尚在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展出的一件名为“喷泉”的男用小便池。为了应对先锋派艺术的挑战，美学和艺术理论家们提出了相关理论对艺术重新加以阐释，如莫里斯·韦兹的“家族类似”理论、乔治·迪基的“制度论”，阿瑟·丹托甚至通过“阐述获得意义”的论断而宣布“艺术已经终结”。而到了互联网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传统艺术定义又面临着新媒体所引领的大众文化品位的挑战，传统艺术的高级审美取向和精英属性似乎需要在大众文化的潮流中对自身做出重新定位。

    以上种种，无论是先锋艺术带来的“艺术终结论”，还是面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冲击，都使得传统艺术及其定义变得尤为复杂和微妙，原本明朗的艺术边界在这些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冲刷中开始变得模糊了，那么现代艺术的边界该从何处去寻求呢？高教授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认为艺术的边界，或有关艺术的定义问题，我们既不能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也不能从大众文化的现状出发，而应该从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这一问题中进行思考，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将可以领会到所谓艺术，它的内涵在于一种原创性的思想和情感的传达。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美学专家，高建平教授美学和艺术理论造诣深厚，且履历丰富，曾先后担任过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等职务，此次关于艺术边界的探讨给在座师生带来了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的前沿信息，使在座师生获益匪浅。讲座结束后的提问互动环节，师生们踊跃参与提问，围绕“新媒体与现代审美趣味的现状”等问题与高教授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