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满足市民读者对史学的浓厚兴趣，拉近当代史学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八季特别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的七位知名历史学者齐聚深圳图书馆南书房，共同对话“人的历史，全球的历史”。活动由深圳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小也主持。

据悉，本次高峰对话也是深圳图书馆南书房改造升级后的第一场大型讲座活动。活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当晚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累计达56.8万次。嘉宾们都对“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的创办予以赞赏，并寄望有更多的读者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全世界。

“人的历史”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体现于史书记载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历史书写为何要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当天活动上半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华、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赵世瑜、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陈锋分别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对“人的历史”作了深入的阐发。

▲深圳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小也

常建华：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彰显现实关怀

常建华主要研究中国宗族史、社会史学、清前期史，近期关注日常生活史。他首先讲了与深圳图书馆南书房的缘分，“因为这里叫南书房，清廷康熙十六年设的南书房，所以做清史的人在这个南书房和大家交流，这就是一种缘分。”

然后，他从对历史上“南书房”的一般表达切入，指出研究一个制度史，研究一个机构，像南书房这样的机构，不能够只是考察某年设立，执掌如何，有的资料记载南书房是给皇帝写谕旨，就变成皇权机构了。事实上还要具体考察皇帝在里面干什么，大臣干什么，回到人的身上来。“回到康熙帝的日常上来，这样你会发现他真正在那儿的目的不是加强皇权，而是探讨中国文化。”

随后，常建华简要介绍了中国史学观念的嬗变，以及社会史学的兴起背景。他指出，新时期的社会史有一个特点，既讲社会结构，也瞄准了社会生活。“最初大家把社会生活几乎等同于社会史，仍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等几大部分。我们原来所想的要把历史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起来，要具体看到人的活动，反而被抽象地掩盖掉了，所以这些年来慢慢地又出现了日常生活史，就是要进一步紧扣人的活动，而且要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展开历史。这样对社会史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把人的历史反映出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人的历史。”常建华举例说，清代刑科题本记载了大量普通人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关于打工人的资料非常多，据此“完全可以写一个清朝的打工人的历史”，而这正是所谓“人的历史”。常建华认为，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要求，也彰显了一种现实关怀。

赵世瑜：历史让我们能够找到人心相通之处

赵世瑜主要研究1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民俗学史。他的发言从“南书房”的历史与演变切入。南书房是清代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老百姓难以进入接触。今天深圳图书馆的南书房却是一个面向公众的日常阅读学习空间，老百姓可以在此互动交流。同样的名称，“南书房”的角色与功能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体现了时代在不断地前进变化。这也令赵世瑜非常感慨，在他看来，这就是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甚至可能也是全球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很多人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不可以完全忽视。

为什么要讲人的历史？他以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演变为例，指出“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能够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内容”，这些内容触动了我们人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有共性的、跨时代的。“人心在很多地方是通的。我们学历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当历史学者，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追求，绝大多数人学历史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人心相通之处。”

赵世瑜说：“我们会不经意地发现，我们每个人和一个更大的空间，和一个经历得更久的时间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通过各自的努力，把这些历史，哪怕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展现给大家的话，我相信我们距离那个真实的、比较全面、相对整体的历史就不远了。这也会使得更多的人觉得我们的历史是有血有肉的，不是距离我们的生活、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那么遥远的，就一定会对历史产生共鸣，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也会更加喜爱。”

陈锋：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人的活动以及一些人的故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关于历史的界定问题。”在陈锋看来，历史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在过往的活动中，实实在在创作过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概言之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果实。二是典籍中以及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这两个层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我们不一定很清楚，越远越难清楚，越近也不见得搞得清楚，因为有很多很难弄清真相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历史，当然是很多年前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他们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在留下一些历史记载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本身的思想和倾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那都是与人有关系。”

陈锋主要研究中国财政史、经济史和明清史。他详细分析了财政和民生的联系。他指出，古代的财政与税收，跟各阶层的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方说税目的设置、税率的高低、征收是否合理、是否有腐败现象等，都会影响到纳税者本身的利益。他以清代盐商为例，讲到由于他们的税收和垄断性经营，清代的盐商大概是全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他们的家财大概能达到一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不得了，因为当时在乾隆年间，所谓的‘康乾盛世’，国家的财政总收入一年大概是四千多万两，他们真的可以说是富可敌国，而当时一个县官的工资一年是45两白银，一个巡抚一年105两白银，一个总督一年130两白银，一千万两是什么概念？完全就是不可想象的。”陈锋说。

“全球的历史”

对外开放给广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意义？今天我们还需要全球化吗？活动下半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则结合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畅谈他们所理解的“全球的历史”。

李伯重：只有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才有前途

李伯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全球化在广东出现得非常早。”他以广东为例，介绍了历史上对外开放对广东的深远影响。早在唐朝时，广东向世界开放，成为中国富裕的地区之一，后来遭遇衰落。到了清朝，广东又变得非常富裕。譬如清代广州十三行中，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被美国人认为是世界近一千年之中最富有的十大巨富之一。他富到什么程度？在他生意鼎盛的时候，家产达到2600万美元。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最富有的人是英国银行家内森·罗斯查尔德，他的资产有250万美元，而一个农场工人一天的工资，在英国只有0.4美元，在美国纽约有0.5美元，而在德国才有0.1美元。

广东当时为什么很富裕？李伯重表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系。在广东，人口很多，但是肥沃的土地不多。要致富，就要通过外部世界，靠全球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广东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面，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从更大的方面讲，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非常巨大，也正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李伯重强调：“广东和深圳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进入一个更广泛的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广东才能有前途，中国才能有前途。”

郑振满：至少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中国就已经参与全球化

对于全球化，主要从事闽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郑振满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表示，中国和世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实可以追溯到比唐代更早的时间，当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

他指出，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闭关锁国，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所以导致后来落后受挨打等，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既定的说法，但是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认真地去做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包括我们做明清史的研究，事实上你会发现原来很多是误解。”郑振满认为，至少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中国就已经参与全球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一直都是主动参与，甚至还发挥着主导作用。

“我们做福建和广东的研究就非常清楚，在福建、广东，特别是沿海地区，他们长期都是四海为家，很多村庄、很多家族，在老家的人比在海外的人还少。在长达至少三、五百年的时间，他们的生计模式严重依赖于海外。这一方面的研究，做经济史的人都很清楚，就是侨汇对于侨乡的意义，有很多家庭的生计主要是依赖于海外的侨汇。我们在福建和广东跑田野的时候，感受非常深，就是海外华侨跟老家的联系，其实不仅限于经济，在社会、文化，包括政治各个领域，都是非常深入的参与。”郑振满介绍，关于福建侨乡和海外的历史联系，我们在明史、清史等官方史料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在当地的族谱、庙里的碑刻、侨批以及各种契约文书中看到大量的持续几百年的海外联系证明。“我们后来在广东、在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因为有这种海外背景。”

刘志伟：海上人群是中国的海洋历史的主角

“我们一般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特别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得到的印象是什么？是闭关自守的、封闭的、和世界隔绝的，通行的历史书都是这样写的。”刘志伟表示，从唐代开始，中国并没有和世界那么隔绝。但是为何我们今天脑中形成的历史印象跟历史事实会出现一些差别、错位或者是出入呢？究其原因，刘志伟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叙述大多从国家的角度去看，今天的历史必须回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当我们把视野拉回到人的历史时，就可以读到很多跟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历史书不一样的印象。”